从1949年的第一部《超人》电影开始，绿巨人、蝙蝠侠、X战警、蜘蛛侠、钢铁侠、神奇女侠等等，无不是国民偶像。它们的普及程度和影响力说明了其对大众心声的代表性。图为1983年《超人3》海报中的超人形象。

《蠢蛋搞怪秀》海报插图

500年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总是在畅想一个科技更发达，人类更聪慧的未来，正如《进化论》所认为的，最强大、最聪明，最迅疾（The strongest, the smartest, the fastest）的生物会逐步淘汰掉弱者成为主宰……但美国电影《蠢蛋进化论》（Idiocracy）设想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电影中，从冷冻技术中苏醒的男主人公发现500年后的地球上充斥着一群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蠢蛋，每个人都是“沙发土豆”（指成天在沙发里看电视的人），不会处理垃圾，不会基本的算数，只相信广告，用饮料灌溉庄稼，在电影院中观看放屁……而男主人公，一个曾经成天无所事事的图书管理员一举成为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甚至当选了美国总统。而透过银幕观看的，同样身为“沙发土豆”的我们，大笑之后，却隐约感到了一丝焦虑。

反智的影视与愚蠢的大众

在讨论群众的愚昧与反智时，另一部名为《摇尾狗》（Wag the dog）的美国电影显然比《蠢蛋进化论》更加“现实”。影片开头有这样一段话：为什么狗摇尾巴？因为狗比尾巴聪明。如果尾巴更加聪明，它就可以摇狗。

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总统在选举前夕突发性丑闻，为了掩盖丑闻，他的公关团队联合好莱坞知名导演设计出了一场“战争”。愚蠢的大众仅仅观看了几部造假的战争影片和新闻，听了几首呼吁反战的和平歌曲，在完全没有查证的情况下，就满含热泪地忘记了性侵事件，坚信自己生活在一场紧张的战役之中，从而轻而易举地原谅了“勇敢应对战役”的总统——假新闻制造者是尾巴，大众都是被摇的狗。

20世纪20年代传播学中出现了一种名为“魔弹论”的学说，又称“皮下注射理论”，这是一种有关媒介具有强大效果的观点。它的核心内容是：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身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它们能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到40年代这一理论便为宣传的实践所打破。但在《摇尾狗》里，这种理论得到上升和夸大，群众被刻画得无比愚昧无知，对媒体言听计从。荒诞的新闻制造过程和涕泗横流的美国人民在电影中被不断对比，充分展现出愚蠢的丑态。这种夸张显然是为了得到更戏剧化的效果，由此，影片流露出的讽刺与对低俗大众娱乐的焦虑显而易见。

反智主义的影视作品造就了愚蠢的大众，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如今确实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无论《摇尾狗》和《蠢蛋进化论》的制作者们如何警示，商业大片的流行程度依旧远远大于文艺片，到处是快节奏和滥俗剧情的作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行业的进步，好莱坞不断运用电脑技术制造出更逼真、更震撼的感官刺激，而深度剧情片的生存越来越难。好莱坞著名导演诺曼·杰威森就曾在接受采访时抱怨：“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反智的阶段，也许这是电视的一代所带来的后果……现在这些观众，如果没有大量的动作和快速的场景变换，会感到不安。这个问题让作家和演员感到为难，导演也无计可施。”

对此，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霍夫斯塔特就有预知。他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写道:“反智主义是建立在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平等的情操的基础之上的……20世纪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陷于一种几乎是不可能的努力之中，他们相信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但又要抵抗这种社会所创造的文化之痞俗。”

超级英雄与甜蜜柔情

那么，这种“文化之痞俗”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反智内容为何是大众梦寐以求的娱乐？这一切必须追溯到反智主义电影的两个典型题材。

其中一个，就是从美国电影诞生至今最受欢迎，也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超级英雄类电影。影片往往围绕超级英雄以一己之躯在枪林弹雨中拼搏并拯救人类展开，或战胜外星人，或阻止恐怖分子的邪恶计划。这些英雄们基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强壮的身体，特殊的能力（一般具有战斗性），充满着各种对决场景（肉搏而非智斗）。迄今为止的超级英雄电影中，尽管偶尔会有一些计谋出现，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主角以强大的智慧取胜。可以说，超级英雄题材毫不掩饰地展示着淳朴的身体力量的崇拜和对智力的不屑一顾。

超级英雄题材折射出普通人的梦想的一个重要方向：成为一个强壮健美的英雄，而不是一个身体柔弱的书呆子。在这里，不够完美的身材是被贬低的。超级英雄们无一例外不穿着能够凸显线条的紧身衣物或者部分赤裸，显然，这种打扮不适合瘦削或者有赘肉的身体。而这些拥有强壮体魄的英雄们，无一不具有惊人的战斗力。他们强大、威武、能够轻而易举地展示自己的强大并得到社会的注意。

这种对“强者”的想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强者形象几乎完全相反，因为如今“智力”的概念才是定义阶级和地位高低的主要标准。这种观念可能始于某些朴素的想法：所有社会中的人希望自己面对的是聪慧的医生、建筑师和领导者。于是各种各样的标准考试作为智力门槛被发明出来。英国剑桥大学未来智慧研究中心的资深学者Stephen Cave通过研究人类对AI的恐惧，指出我们之所以害怕智力超群的AI，是因为智力早已毋庸置疑地成为一个作为支配和统治依据的政治概念。从柏拉图开始到现今，评价某人是否“聪明”（intelligent），从来不只是在客观描述他的思维能力，而是判定了此人被许可的行动界域——达不到某种标准，便不能做特定的事情。

每年，成千上万的孩子被带进考场参加测试。几个小时的考试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谁会进入高等学校，过上富裕生活；谁会进入技校，学手艺谋生；谁会告别学习，准备出卖体力糊口。通过层层考试选拔出来的，顺利成为精英，大学教授、医生、律师、金融专家、政客……与之相反，体力和体格优秀的人除运动员之外，多半是出于社会中下游的蓝领阶层。也就是说，智力顺利成为阶级划分的重要标准，智力不仅可以决定一个人可以做什么，还决定了别人能对你做什么。这种“智力”选拔多半服务于那些有条件获得精英教育的孩子。只要这种体系维持下去，阶级的枷锁就难以被突破。

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大众的超级英雄想象为什么和粗暴的肉体崇拜息息相关，其根本目的在于从日常的智力审视枷锁中挣扎出来，构造新的偶像形象。这些反智主义下的超级英雄是出于“智力底层”的民众也能获得社会认可的公共幻想。不仅如此，从当初形象“伟光正”，积极与政府合作保障社会治安的超人、绿灯侠等超级英雄到今天桀骜不驯、亦正亦邪的死侍、绿巨人浩克、蜘蛛侠等草根强者，超级英雄走下“神坛”,变成“屌丝”。他们获得超能力的原因，也从“本来就是外星人”逐渐发展到“被蜘蛛咬了一口”。从普通人成为超级英雄，正在变得更有可能，更随意，更酷并且更轻松。超级英雄正在朝平民化的路线更迈进一步，是一种精英政治慢慢让位于平民政治的希冀。

超级英雄的题材之外，另一类值得瞩目的反智类型电影是倡导回归心灵的柔情片。这样的电影大量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好莱坞，如《阿甘正传》《I.Q.情缘》《阿呆与阿瓜》《雨人》《第七天》《提姆爱我》《马拉松》《摒弃》《寻找失去的爱》等等。《阿甘正传》在1994年出品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影片讲述了一位智商只有75的男子阿甘的故事。虽然阿甘愚笨不堪，但一帆风顺……阿甘的成功和幸福靠的是他纯净的精神和上帝的恩惠。

这些影片对那些无法靠智力取胜的非社会精英来说，显然是完美的安慰剂，他们在影片中不断获得这样的信息：智力（或者能力）是不重要的，上帝会眷顾那些没有天赋的人，人人都是特殊的天赋，只要善良，勇敢，虔诚，努力就能获得幸福。甚至，拥有智识者不一定就快乐，而不拥有智识者反而能够获得快乐圆满的人生。

反智主义是大众最雄伟的春梦，无论是在充满幻想的超级英雄电影中，还是在更加现实的平凡主义电影中，通过类似的故事幻想，消解了智力阶层划分给人带来的压迫与不安。当他们从电影中抬起头来，依旧面对的是一个智力至上的社会。但世界的发展永远难以预知，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不由得会想：智力达尔文主义的精英世界和庸俗但快乐的愚蠢世界，哪一个才是我们正在走向的方向？

□阿莫